访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董事长石洪超(上)

四百年前，以“杏和堂”为商号的广州陈李济，凭借着精致的做工、独特的秘笈、神奇的疗效，名躁大江南北。四百年后，陈李济也从昔日简陋的中草药作坊，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现代化企业。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与蜕变后，中药老字号延续着她熠熠生辉、经久不衰的传奇故事。“第二届世界华人文明交流互鉴经典案例评选”展播---让我们一同领略百年风雨洗礼后的老字号历久弥新的卓越品质，体会传承创新、文明互鉴的新视野。

陈李济董事长石洪超接受采访

主持人：石总，您好。非常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们知道陈李济药业成立于公元1600年，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17年的历史了。那作为南药老号的代表，我们特别想知道，这个陈李济药业集团是如何从广州的北京路上的一家小药房，一个小作坊，发展成为被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、最古老的、正在运行的药厂。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，究竟它这么长寿的基因是什么？

陈李济被评为全球最长寿制药厂

世界上最长寿药厂的基因密码

石洪超：她为什么这么长寿？我们梳理了几条，也就不外乎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。一是创业的时候，当时创业的经营机制是非常先进的，经营理念和经营机制从现在来看都不落后。

主持人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和机制？

石洪超：这个药坊，当时算是个药坊。药坊的成立是由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引起、引发的。

当年创业的时候，有一位叫李昇佐，一位叫陈体全，这两户人家有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。这个李昇佐是一个医生，当时中医的坐堂医生，他开了一个小药铺，一边看病，一边给人开处方抓药，他有一次回老家，他老家在南海，回老家要坐船，在船上捡到了一包银两，他觉得丢银两的这个人肯定非常着急。他捡到以后一直在码头那里等，等了一整天。这个丢失银两的人叫陈体全，陈体全是做生意的，他家也是南海的，他在收货银，收完货银也是准备回家，回南海老家坐船时候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，一着急把货银遗失到船上了，就被这个李昇佐给捡到了。他下船走了好久才发现丢了货银，然后就一边回来找，追到码头也差不多要一整天的时间，当时应该是冬天，很冷。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因为那包货银不少。当他找到码头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个人拎着一个包袱在那里站着。问的过程中，就知道是李昇佐捡到了，正在等失主，然后两个人就聊上了。

先是这个陈体全觉得，人家捡到了这个货银应该给点答谢，但是这个李昇佐他本来是行医的，觉得每个人都会碰到难处，不能因为我捡到了，就得要什么东西，就推辞，坚决地拒绝了陈体全的答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也互相了解，知道他们两人是老乡，李昇佐是医生，是开小药铺的，越聊就越投机，都是老乡，还都是南海那边的老乡。陈体全就提出来，这包货银就不要了，给投到他那个药铺里面。两个人共同经营药铺，李昇佐又推托了一段，后来就聊在一起，那干脆咱们两家共同出资建一个药铺，所以他们就订了一个合约：“本钱各出，利益均沾，同心济世，长发其祥”。药铺就这样成立了。

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李昇佐与陈体全塑像

最早的合资股份制理念

资本技术合股

当时她是个药坊，我们用现在的理念来分析，实际上是合资股份制这样一个性质。这个合作合资跟现在这个理念还有相似，它是资本方和技术方，就资本和技术加到一起的一个合作合资的办法。这是首先从资本合作的这一块，就跟现在我们的股份合作制的公司非常相似。

两家轮流坐庄

然后它订立了一些当时算规矩吧，当时一些做法跟现在也非常的相似。它定下来都是由陈李两家轮流来做掌柜，这个主导权不会到某一家，是轮流来做。轮流来做就像咱们现在好多那个合作合资公司，董事长是轮流来做的，或者总经理是轮流来做的，有轮流坐庄的理念在。

优秀人才传承

还有一个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要求，明朝的时候，按我们原来的那种传统儒家理念，是嫡长子传承制，但是它这个公司就不是，我们陈李济这个公司不是嫡长子传承制，它是李家人坐一段时间，就由陈家人在来坐一段时间，坐一段时间再传给李家人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传给李家的嫡长子，他们是传给李家后代里面比较优秀，比较适宜来管理药坊的这样一个人。他在后代里面选出优秀的人才来继承。然后这样李家的话他经营一段时间传给陈家，也是在陈家的后代里面选优秀的人，它不是随便传，也不是长房长孙这样传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。

陈李济祖训

最早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

另外还有一个，当时规定，经营药坊所得的利润分成叫“利益均沾”，分成是分给这个家族的。但是这些家族的人，如果对制药感兴趣的或者对行医感兴趣的，也可以到这个药坊里工作。但是工作它没有特殊性，你来工作可以，你适合做什么，我就让你做什么，并且是同工同酬。这个岗位需要这个人，你是我们李家或者陈家的后人，你来了拿这个工资；但是你不是李家陈家的后人，你也适合做这个岗位的话，你来也是拿这个工资，没有任何的特殊情况，它不允许搞特殊化。但是股权分配的时候，会有一些红利，当时有月银、年利，会分给每一家族人。当然族人在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是没有特权的。

整个来看，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有制约、有监督很相似。按照资本，出力的大小和智力的多少，和资本的多少有合理的分配机制。还有监督、制约的这样一个机制，有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。也就是说在400多年前，公司的架构已经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公司管理架构非常接近了。400年前他们有这样一个理念，这是我觉得她能够传承到现在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在。

工匠精神制“古方正药”

石洪超：陈李济能够传承这么长时间，首先是说明一个问题：她的产品质量是很好的，必须是精益求精地做好自己的产品。我们叫“古方正药”，主要是做的都是我们中医药文化里传承下来，比较稳定、相对比较好的药品；选材都是按照我们中医药理论的指导，选的都是道地药材；各种炮制的办法，还有各种制药的技术，都是能够坚持我们中医药特殊的要求。

能够做到精益求精才会把质量做得更好，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。这主要是工匠精神的发挥，能发挥得好，才能够传承这么久，要不你的产品质量不行或者出现什么问题，没有人会认可这么长时间。这是一个长寿企业必须具备的，也没什么特例，像那些传承比较久的企业一样，也是精益求精地注入自己的工匠精神，注入自己的匠心，把这些东西做得越来越好。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一步一步地不断完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她的传承也没有什么瑕疵，所以说她才会传承到现在。

还有一个概念，我觉得企业能发展400多年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原来是什么样子，就把她传承什么样子，一点都不走形，但也没有那么死板，她也是在与时俱进的。为啥这样讲，为啥与时俱进？她经过了几个朝代，明朝，到明朝后期的社会混乱，然后清朝推翻了明朝，然后清朝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。康熙的三藩之乱，包括广东也乱了，到末期的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运动。这些总共下来，又有战乱，又有社会的变革。她在不同阶段，肯定有与不同阶段的历史潮流合拍的地方。就是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，她也在磨合、在变化、在适应。所以，一个企业只有去适应历史潮流，才不会被历史淘汰。

“蜡壳丸”颠覆性的革命

“蜡壳丸”

陈李济在技术方面也是在不断的做出一些革新，在传承的基础上做一些革新。最明显的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，大概是1664年，陈李济就发明了蜡壳丸、丸剂。这个发明现在看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发明，伟哥之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·穆拉德教授参观过我们的博物馆，还有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乔治·斯穆特博士，到陈李济博物馆来参观。参观的时候都不约而同说出来一个东西，说我们当时发明的蜡壳，以现在的说法叫“颠覆性的革命”。

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我们原来中医药大部分东西都是现做现制现用的。那些陈皮什么的，都是在自然环境下放的，就解决不了长期保存的问题。好多药材糖份含量多或者淀粉含得多，营养物质含得多的，都不耐久储存，所以好多东西是现炒现制，这样自然就带来了不方便，特别是像咱们广东这样的天气，又闷又潮湿又热，湿热比较厉害，非常不利于中药材的保存和处置，不利于成药的存放，更不利于携带。

然后陈李济就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可能也是历史机遇的促成吧，就发明了传统的大蜜丸的包装。因为大蜜丸它有一个成分是蜂蜜，是炼蜜，那个成分是极富营养的，很容易发霉变潮的。再加上咱们广东这样的一个天气，确实是存放不了太久，但是这个药又非常的好。到了明末，咱们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了，人们出去做生意非常多。再加上广东离北京，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，我们平时要进京赶考，官员上任来来回回，他们出门的时候都想带一些，因为生病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的。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他们走的时候都想携带一些当地的能够治病救人的药品，能够携带着出去。包括广州有“一带一路”的口岸，当时不叫“一带一路”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贸易。好多人要远足，要到国外去做生意，都希望能够带一点这些保命的或是治病救命的药品，有这样一个需求。我估计我们的古人，我们的先人也是不断在摸索寻找，自然总有人会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。

这件事，陈李济就想到了，就把我们的大蜜丸，用蜡，就现在的蜂蜡等特殊配方，把它制成一种模具，做成一个壳，再把那个药丸包裹起来。包裹起来它就隔绝了外边潮湿的环境，就不容易发霉了。当时这个蜡壳一经制作、推出以后，马上全国各地做药的，一窝蜂的开始学这个技术。

石洪超：因为咱们民族文化里面没有像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，没有这个概念，我们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创造这些东西，主要还是给普罗大众来用的，所以我们的大同思想，就比西方的大同思想更先进，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保护。所以陈李济把蜡壳丸创造出来以后，全国各地都一窝蜂的就开始学，确实是非常便利。你看大蜜丸往蜡壳里面一包裹，带到很远的地方都没问题。日本侵略（广州）的时候，把陈李济老店都炸掉了。炸掉了我们的工人账本都没抢，钱也没有去顾着抢，就先把我们几十包的百年以上的陈皮扛出来，还把我们已经制成的蜡壳丸，倒到门口的井里，怕它落到侵略者手上。然后等抗战胜利以后，老药工回来的时候，就回忆这段历史，大家都在讲，我们在那个井里面还倒有我们原来的那个蜡壳丸。后来1956年（解放后），我们重新建厂要清理这口井，就在井里面捞出来了很多这样的蜡壳丸，把那个蜡壳掰开一看，蜡壳里面包裹的那些大蜜丸还是光亮如新，就像才生产出来的一样。

也就是说这个东西，密封的这种包装能放几十年，对吧。那是1938年到1956年。1938年沉进去的，1956年捞出来，多少年？

主持人：18年。

石洪超：18年。这18年的时间它都没什么变化。再一个这个环境，在咱们广东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，能够放那么久，就说明这个包装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包装。当然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到这么密闭的，那就更多了。在明末清初那时候整个西方还没开化，还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，我们在1660年代的那个时候，第一批五月花号才去的美洲大地的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能够发明这么好的东西。所以说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西方人，他们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神奇，我们的祖先这么聪明，认为这个包装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。

所以这个陈李济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，她不单单是传承得好，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她在与时俱进，她也在不断地创新。

陈李济博物馆

与祖辈对话传播中医药文化

主持人：我们也知道，陈李济一直传承着一句话，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博物馆的正门上有一句话“四百余年、古方正药”。那我想陈李济的成功与中医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，特别想请教一下石总，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，陈李济为什么把中医药的发展作为企业的一个发展目标？

石洪超：咱们中华文化，咱们的民族文化是博大精深的。古代有一句话叫做“不为良相、便为良医”，我们的儒释道文化里面都有这种治病救人的理念体现，包括我们说的“医者仁心、医道同源”。这些方面，我有一些感触，也不是特别精确，但是我感到中华民族文化确实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几个自信，其中有一个就是“文化自信”。

然后又有一种说法叫“医道同源”，是我们的中医和道教这两个同源，源到哪儿？源到那个大道，大道讲阴阳平衡，包括我们的文化，很多也是从道文化里面发展开来的，如阴阳平衡、五行理论。然后中医药一开始的研究，是皇帝内经里比较明确的一些说法，主要是讲究阴阳平衡。有混沌，有这个“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”的这种理念在，就是我们的阴阳平衡理论、太极理论，都在中医药里面有了充分的体现，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医药理论体系。

我们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在中华民族不断的发展过程中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西方记载的好多像黑死病、感冒，一死死好多人的，就是咱们中医说的瘟疫流行，好多控制不住。中华民族也有经历这样的瘟疫，但是咱们控制得相对来说比较好。

另外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。为什么这样讲？首先是能够传承。因为好多文化是一种思想，看不到、摸不着，只能是书上有记载，别人有口述或者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东西，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但是中医药，你是能够切身体会到的，所以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，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。我们通过中医药能够切实地解决我们的病痛，通过中医药能够想到我们的民族文化。所以这方面也是一种互鉴的作用，就是你们刚才提的那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，有互鉴的作用。正好那么巧合，我们就踏入了这个行业，有对中医药的了解和我们现在的技术，和我们祖辈传承的技术。互相做一个参详比较，我们确实感觉到，前辈确实非常伟大，中医药大有前途。能够一辈子跨入像陈李济这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中药企业，能够与我们的祖辈对话，这确实是我辈非常大的一个荣幸。所以我们真的有必要把前辈创下来的这个行业、这个品牌发扬光大。